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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报道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全球瞩目，然而在远离美国的石油”边缘地区“，能源公司在搜寻日益稀缺的资源过程中，又毁掉了多少土地和当地人的生计却不尽为人所知。理查德•沃奇曼和约•斯提布斯报道。

自从今年四月以来，BP在墨西哥湾的油井泄漏了大量的石油，成为世界的焦点。但环境活动家们指控石油巨头们在世界其它地方同样劣迹斑斑，对采油机身后的一片狼藉视而不见。

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从哥伦比亚到厄瓜多尔，石油巨头们公然无视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利益。

中国、印度和巴西工业化的加速带来能源需求的高涨，批评家们称石油公司都在冒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去开发下一个来源。

还有两个因素也决定了石油热潮将持续下去。一个是发达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三十年中石油需求随时可能超过供应。这就意味着巨大的政府压力，必须制造便利让石油公司可以在荒凉地区找油，无论是在美国沿岸的深海，还是在加拿大的油砂。

第二，西方国家希望降低其对动荡的中东政权的依赖，最近美国消除阿拉斯加的钻探限制部分原因正在于此。

如果世界各国下定决心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入，所有这些都会改变，但国际行动是需要时间的。一时间，石油巨头们面临着全世界环境和人权活动家暴风雨般的批评，尽管他们远离BP公司“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千里之外。

尼日利亚是一个典型。尼日尔三角洲的居民几十年来一直忍受着大规模的石油泄漏。农民们抱怨说壳牌管线的漏油污染了他们的田地和鱼塘，毁掉了生计。他们希望壳牌能清理污染，并赔偿损失。壳牌则说管线的破裂主要是破坏行为造成的，这类的损害控诉应该找尼日利亚的法院才对。

Anglo-Dutch石油公司是在三角洲上作业的最大石油企业。2008年3月，有估计说由于该公司的石油污染，至少有2000个地点必须进行清理。独立的石油和环境专家们估算，过去半个世纪中三角洲地区的石油泄漏至少有900万到1300万桶，相当于每年都发生一次“埃克森·瓦尔德兹号”事故。

“大赦国际”的凯特·阿兰说：“石油勘探、开采和泄漏的结果，就是尼日尔三角洲的很多人只能靠污染的水来饮用和做饭，只能吃被污染的鱼（还要运气够好捉到鱼），以及在污染的土地上耕种。”

她又说：“在石油漏出后，空气里充满了污染物质。许多人陷入贫困，因为他们无法让壳牌为这些破坏负责，公司和当地人之间存在巨大的猜疑和芥蒂。”

绿色和平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壳牌在100来个国家有业务，但40%的漏油发生在尼日利亚，这实在匪夷所思。完全有证据表明管理的不力。”但壳牌公司否认了这些说法。

尼日利亚政府的表现是整个事情关键的一环。据估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石油给尼日利亚带来了超过6000亿美元，80%的政府收入来自油气部门。因此，政府不愿和石油公司闹僵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当地人最常看到的情景，就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该地区保护石油公司的资产。

一个类似的情况在哥伦比亚则正在解决。BP在距该国首都波哥大200公里的卡萨纳雷地区拥有油田，最近罢工工人封锁当地道路长达两个星期，弄得BP官员说感觉好像成了人质。围绕劳动、环境和人权问题的争议自从2月份以来愈演愈烈，如今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哥伦比亚NGO组织CINEP对石油公司进行调查，它说这次罢工和以前与BP有关的争议比起来还只是小巫见大巫。该组织代表费尔南德·罗德里格兹说：“牵涉到BP的争议有两个特点，一个是高压手段，一个是政府力量的显示。”

罗德里格兹说，1995年与BP的承包商Servipetrol公司的争议中，军队向平民开枪。然后由私人武装迫害并刺杀了社区领袖们。

BP强烈否认与私人武装的联系。该公司的新闻发言人波利·马丁内斯说：“BP与任何非法武装组织都不存在任何联系。”但是，BP的确承认不得不与那些被证明与非法武装有联系的民选官员打交道。

在哈萨克斯坦，“地球之友”对卡沙甘油田开发造成的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忧心忡忡。该项目背后是一大堆石油巨头，包括埃克森莫比尔、壳牌和意大利的埃尼集团等等。地球之友说已经有成千上万当地人由于硫排放和硫醇等其它剧毒化学物质而背井离乡，这些物质在里海油田北部含量很高。但所有石油公司都否认在该地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厄瓜多尔，亚马逊防卫联盟断言雪佛龙在亚马逊雨林地区（比路易斯安那的沼泽还要敏感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污染事件。这一说法是根据厄瓜多尔的一件集体诉讼提出的，在这场诉讼中，雪佛龙造成了超过270亿美元的损失，多达185亿加仑（700亿升）的“出水”（钻探活动中出现的污水）毒害了相当于罗德岛大小的区域。据原告代表说，这个事件的污染后果是墨西哥湾漏油的474倍多。

对加拿大油砂进行开发上，石油巨头们的动静更大。油砂是砂子（或粘土）、水和沥青的天然混合物，在加拿大和委内瑞拉都有很大储量。但要将油砂变成液体燃料，蒸汽喷射和提炼等加工工序都需要大量能源，整个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常规最终石油产品的二到四倍。

社会责任投资组织FairPensions的一位发言人说：“每天开采油砂所用的能源足够320万加拿大人一天的采暖，油砂是加拿大无法实现京都议定书目标的罪魁祸首之一。”

他还表示油砂开发使广大地区人们的健康和人权受到损害。根据FairPensions的数据，每天大约有1100万升被污染的水流入周边的河流和地下水，里面含有砷、汞和各种致癌物质，已经有人将其与下游居民癌症发病率上升联系起来。

投资者已经在壳牌和BP的股东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些股东担心十分高昂的运营成本是否能维持油砂的远期利润。

但是，让石油公司“打消寻找能源新储量的可能性就像让火鸡投票赞成圣诞节一样小”，地球之友说。它还指出6月凯恩能源公司已经赢得了今夏在格陵兰岛开始钻探的许可证。格陵兰岛被视为油气产业中的最后的“边缘地区”之一，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该地区的油气储量达到500亿桶。（凯恩近日宣布在格陵兰西海岸发现一处天然气田，油气系统的早期发现表明石油存在的可能性。）

但环境活动家们指出格陵兰岛存在“持续的浮冰威胁”，加拿大的国会成员也质疑凯恩公司没有任何在北极地区钻探的经验。对此，该公司表示它“做好了应对任何意外的准备”。 更多 >

人造黄河“洪水”，改造自然？

黄河调水调沙工程被捧为技术与环保意义上的巨大胜利，然而人造“洪水”却也使当地居民陷于险境。孟斯报道。

7月5日清晨4点左右，河南焦作一处黄河滩涂上，31名熟睡的村民被突然上涨的河水围困。经全力解救，遇险者转危为安。事故再次令公众视线聚焦黄河调水调沙工程。

这是人为制造的“洪水”，目的是清除黄河淤泥。

黄河调水调沙指的是对河道区间来水和黄河中游干支流上的五座水库（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故县和陆浑水库）蓄水进行调度。水库开闸放水，落差形成的高速水流卷起淤塞的泥沙，送向下游。如此利于下游输沙、河道冲刷和水库减淤。

2010年6月19日上午9时，随着黄河防总办公室一声令下，位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排沙洞徐徐开启，黄河第十次调水调沙正式开始。黄河水裹挟着淤积了一年的坝底泥沙，以每秒2500立方米的流速奔向海洋。

黄河水泥沙多，举世无双。泥沙淤积导致河床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抬高，成为了治理黄河的最大挑战，也是造成黄河决口泛滥的根本原因。黄河边生存的中国人，在有统计的两千多年中，看到的是黄河平均三年两决口。

据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黄委会）黄河网称，此前这一“人造洪峰”，已经在高度紧张的调度下，完成了三次试验，六次生产运行，将3.8亿吨泥沙送入渤海。

调水调沙治理黄河的实践，早至1957年三门峡水库的建立。

据一篇2007年发布于黄河网上题为《丰碑永驻砥中流》的文章描述，三门峡水利枢纽“成千上万名水利建设大军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创下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但由于当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未考虑到黄河泥沙量之大，三门峡在建成后的几年内显现出功能的局限和对水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据《经济观察报》2002年报道，三门峡汛期关闸蓄水后不到一年时间，库区泥沙淤积使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渭河入库口形成的拦门沙使回水倒灌，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从来没有水患的渭河两岸，不得不修筑起防洪大堤。直到三门峡不得已被改造。当时，由于缺少民主决策机制，反对建库的学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非但没有影响工程上马，还被划为右派,遭到迫害。

清华大学水沙科学与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王光谦告诉“中外对话”，2002年，小浪底水库的建成，以及一批关键技术的获得，使调水调沙进入实践。

据《南华早报》2010年4月报道，调水调沙工程除了减少黄河泥沙量，还提高了水质和水量。截止2009年底，水质从2002年的86%项检测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到2009年，已经有超过70%的检测合格。另外，过去8年黄河没再断流，也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08年，中国新闻网报道，黄河河口三角洲地区，已有四千二百三十八公顷湿地恢复了原貌，再次出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消失的黄河铜鱼。

2010年3月，新加坡国际水周将“2010年李光耀水源荣誉大奖”授予黄委会，以表彰其通过科技创新及可持续发展策略，在河流治理开发和流域综合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就。

据《南华早报》报道，该工程需要13个省的水务部门通力配合，上百亿人民币投入建设基础设施，以及上千科研机构数十年的研究工作。

巨大投入之外，“人造洪水”的风险鲜为人知。据《经济日报》报道，黄河下游关系到黄淮海区1亿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滩区还有189.5万人口。因此，一旦数据控制稍有闪失，人造洪水“弄假成真”，将直接威胁到百万人口的生命财产安全。

2002年第一次调水调沙，据《中国新闻周刊》转述当地媒体报道，仅河南濮阳县境内河段，全县有5个乡镇在试验中遭洪水漫滩，17.8万亩农作物被淹没，12.51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1.65亿元。据濮阳方面人士称，这是1996年以来此地遭遇的最大的一次洪灾，受灾农田基本绝收。但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办的《黄河报》报道称，仅造成了河南滩区（河槽以外、大堤以内的区域）5万亩滩地受淹。

2002年之后，关于黄河调水调沙工程，公开媒体上鲜有争议。王光谦说：“这是因为调水调沙的效果非常好，得到了普遍认可，是一个极为符合科学原理的工程。”不同于质疑者对人造洪水的担心，他认为由于调水调沙使下游河床下降1米多，主槽过流能力提高了一倍，实际是大大增加了抗洪能力。

今年这次受困的都是河南焦作武陟县嘉应观乡吴小营村村民。《东方今报》报道， 31名村民两天前才来到这片滩地搭了窝棚，白天种地，晚上就地而眠。虽然突来的洪水并未造成生命损失，但人们看到自己种的庄稼被淹没，连种地用的种子、化肥、工具也留在河滩里，流下了眼泪。

尽管事实是人占了本属于黄河的滩涂，但很多农民已如此长期在黄河滩区内生活居住，垦荒种地，以养生计。

除了防洪隐患，此前清华大学水利系张仁教授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指出，在水量紧缺的黄河积水冲沙，对水资源是极大浪费。但王光谦认为，调水调沙仅仅是把小流量存在水库里，积攒起来制造洪峰，并无水的浪费。

黄河泥沙在不同河段情况不一。上游（自河源口至内蒙古河口镇）水体较清，中游（自河口镇至河南桃花峪）冲刷黄土高原，裹挟松软的泥沙入河道，形成浑浊的水体，而下游（桃花峪至入海口）则由于泥沙沉淀淤积，造成河床抬高、河堤加高。但现在，这一分布正在出现变化。

在黄河甘肃段玛曲治沙多年的甘肃源岗农林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秦伟志告诉“中外对话”，黄河源头的湿地保护已迫在眉睫。“现在黄河源头每年有20万亩湿地退化成沙漠。”他说，“现在黄河源头的水量已经比五十年前减少了一半，如此下去，黄河早晚要出问题。”但尽管水量减少，王光谦却称，黄河源头的产沙量近年已经由8亿吨减少到6亿吨，他归因于水土保持工作、降水的减少和排沙坝的建造。

但王光谦也指出，目前调沙工作仍受困于技术，效果不理想。小浪底库底淤积大量泥沙不易排出。对于涉及拦沙量80亿立方米的小浪底水坝，在未来的20年里，必须为拦下来的过多泥沙找到出路。对此他并不担心，他说：“到那时，由于积沙抬高，调沙会更容易，但调水的难度反而会增加。”

（实生习杨杰对此文亦有贡献）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执行编辑

首页图片由 Gavin 摄

随着阿诺德·施瓦辛格即将在11月份卸任，加州居民将举行投票以决定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气候法案的去留。简·麦克贾克报道。

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支持碳交易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有所减弱。如今，甚至连加利福尼亚，这个曾经因为引领环保潮流而闻名的州也失去了热情。而在这个时候，中国却逆势而起。据报道，为了在2020年之前实现其碳排放强度目标，中国将在下一个五年计划期间（2011-2015）启动国内碳交易项目。

在完成了法律所允许的最长任期之后，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将于11月份卸任。而随着他的离任，加利福尼亚的人民将对“23号提案”进行投票公决。该提案一旦获得通过，那么此次公民投票即便是不会抹杀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气候变暖解决法案，但是也会使其停滞不前。而对于这位即将离任的州长而言，这项法案是其作为一名商业友好的环保人士而蜚声政坛的主要政绩。

此次运动的背后是两家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尽管一项类似的议案一月份已经被该州立法当局彻底否决，但是他们依然企图降低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变化立法所设立的标准，除非该州的失业率在整个财政年度内由目前的12.3%下降并稳定在5.5%为止。瓦莱罗能源公司及特索罗石油公司两家公司均在加利福尼亚州拥有炼油厂。如果该州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推迟的话，这两家公司将获益匪浅。因此，这两家公司是此次运动的最大的资助人。同时，据报道，他们还是该州最大的污染企业。

他们的宣传日益紧锣密鼓。这一引起世人高度关注度的问题的双方所投入的宣传费用预计高达1.5亿美元，这使其成为加州历史上最为昂贵的运动之一。环保人士将23号提案称为“污染能源提案”，而游说化石燃料的人和反对政府参与的茶党支持者们则推崇更加温和的“加州就业提案”。

这项提案与就业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其针对的目标是2006年通过的“全球气候暖化解决方案”法案 （即32号议会法案，或AB32）。根据该法案，加州将于2012年开始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将在2020年前使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该法案通过对加州最大的污染企业施行限额与交易要求，为在全州各地推动清洁能源替代技术投资铺平了道路。到目前为止，新项目投资已达90亿美元。

根据目前的法律，可再生风能或太阳能将至少能够满足该州三分之一的能源需求。加州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京东议定书就是为了让未来该州的居民摆脱一个生活在后工业荒原之地的厄运。而这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政府工作人员耗时数年进行分析以确定目前的排放水平，并且找到如何对减排速度和碳交易进行监控的方法。随着那些未能遵守这些规定的企业将面临着更加严厉的标准和制裁，受到影响的行业大呼不公，并且对这些代价高昂的新规定表示反对。他们担心，这些规定会导致大量的就业机会流出该州。

民意调查显示，32号气基准候法案获得了大多数加州选民的支持。然而如今，一些保守派人士却嘲笑地认为这项法案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高额“能源税”或“全球暖化税”。由于施瓦辛格，这位昔日的动作片英雄即将卸任，无法继续鼎力支持这项法案的实施。因此，全世界的环保人士都将此次投票视为一个热点问题。如果投票获得通过，那么，污染控制和清洁燃料标准将会有所放宽，而加州作为可再生能源创新领域的领头羊的地位也将会受到削弱。

为了给实施气候法案买单，加利福尼亚州就必须对天然气公共事业企业、管道所有者及运营商、汽油及柴油的制造商和进口商、炼油厂、水泥生产厂、进口电力分销商、以及燃煤设备征收额外的费用。这些新的费用使争论不断升温。

反对AB32的人辩称，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一旦实施，将使该州的生产力下降数十亿美元，并由此导致加州上百万的就业岗位面临着威胁。首次当选的州议员丹·罗格则担心，新增高达1460亿美元的成本将会被转嫁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身上。

“对于选民能够有机会参与表决我所起草的议案，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罗格向中外对话表示，“我们能够为加州创造和带来的是就业机会，而不是缓解全球气候升温。真正的问题是加州人民不能独自承担这项使命。AB32对全球气候的整体变暖而言发挥不了多大影响……甚至施瓦辛格的顾问们也承认，加利福尼亚州的排放仅占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1%。”

与石油巨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加利福尼亚州能源技术顾问汤姆·坦顿坚持认为“在没有任何追随者的情况下，加州目前无法承担引领这一运动的责任。”同时，类似的气候变化法案未能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对于为州内的清洁产业制订立法 的政治意愿而言也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商界人士自信的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气候立法将会促进清洁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并将至少创造五十万个左右的新的工作岗位。谷歌领导人埃里克·施密特在今夏早些时候曾对《洛杉矶时报》表示，“AB32是一个能够扶植创新的孵化器。”施密特预言，“随着业界对建筑、交通的节能需求，以及对不断增长的可再生能源组合的需求作出响应，”就业将会出现增长。从长远角度而言，离岸风力发电、屋顶太阳能、废料生物燃料的成本将比传统的化石燃料发电或核电站发电更为低廉。 

公共事业企业在过去的四年间一直为履行新的标准做准备。因此，他们反对“23号提案”。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集团（PG&E）主席，彼得·达比信誓旦旦地表示公司将致力于“帮助加利福尼亚州向着低碳经济迈进，并在我们进行这项必要的转型过程中尽量减少对用户的影响。”他表示，“如果对气候变化不加遏制，农业、旅游业、以及其它行业的损失将使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每年损失达数百亿美元。”他还补充道，“为了避免这一沉重的局面，并同时促进加利福尼亚州新型清洁技术投资、创新、以及就业机会的创造，稳妥均衡的推进AB32的实施是我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机遇之一。”

加利福尼亚州就业提案委员会女发言人安妮塔·曼格尔斯却对他的动机表示怀疑。“如果推翻我们的提案， PG&E费率和利润的提高将以加州那些苦苦支撑的家庭和企业为代价。”她还补充说道，“23号提案”获得通过“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都将不会削弱、废除加利福尼亚州的全球变暖立法，或者使该法案的标准有所降低。它只不过是暂时对该法案的时间表进行调整而已。”

施瓦辛格无疑想要同“23号提案”进行抗争。最近一段日子，这位共和党州长被吹捧为美国的下一位绿色英雄，是一个可以推动美国的环境政策，并同外国伙伴就气候变化的全球解决方案进行合作的一位明星。

在他的官方网站上，他写道：“这个由贪婪的德克萨斯石油公司资助的计划将严重地损害加州正在飞速增长的经济，使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发生倒退，这些石油公司为了自己的利润而扼杀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在我的管辖范围内，绝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施瓦辛格的对中国江苏省以及其它国家和省份提出的贸易提案已经为绿色科技和能源效率领域带来了国际合作机会。但是加州未来能源政策的不确定性至少在几个月内很有可能会阻碍新项目计划的制定。当前，提倡区域绿色经济、敦促各国政府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应该是重中之重。

美国江苏绿色合作伙伴项目的负责人伊丽莎白·特纳·福克斯说：“我们的使命是在推动贸易发展的同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同江苏省共享最佳实践。如果建立起研发领域的合作关系，那么我们将开发出新的技术。气候变化问题越早被解决，对我们的星球来说就是越有利的消息。”

 无论谁在11月的州长竞选中获胜，都将为加州未来十余年的发展定下基调。朴素并且注重环保的民主党候选人（也是前州长）杰瑞·布朗公开支持AB32中的限额与交易措施，反对令其倒退的提案。并且，他也有他自己的绿色计划：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他对CNBC商业新闻频道表示：“你们将看到一个宏大的新能源就业计划，通过投资于20,00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和能效改善项目，将创造50万个就业机会。这是一项非常有力的提案。我并非在信口雌黄。”

来自共和党的竞争对手梅格·惠特曼却没有那么直截了当。她要求暂缓实施AB23（AB32）一年，表面上是要帮助加州安全渡过当前的失业危机，并使该州的排放标准与在此期间可能通过的联邦气候立法保持一致。这位富有的前eBay首席执行官还没有明确表示支持“23号提案”。最近，在其华丽的竞选宣传册中她的语气已经有所缓和，从而使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不再那么尖锐，而这与她的硅谷同僚们的声音却有所出入，并且与那些独立的市郊居民的观点也相左。她的政治顾问们指出这些独立的市郊居民属于左右摇摆不定的选民，可以帮助她赢得竞选的胜利。

惠特曼最近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加州可以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逃避现实，继续丢掉海外就业机会、或者把就业机会让给其他州；我们也可以选择说：‘你知道吗？我们加州不会再失去任何就业机会，我们将成为创业和业务发展的首选之地。’因此我将是加州商业发展的首席销售官。”

加州人仍将自己看做是全球环保潮流的引领者。而且，即便加州负债高达200亿美元，并且其经济规模已经从世界第八位跌落至第12位，加州那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家们仍热切地渴望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并增加绿色领域的就业机会。

加州所推行的众多消费者保护措施，例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车内强制安装烟雾控制器等，最终都成为了主流措施，并被美国很多州所采纳。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气候立法是否也能够得到广泛普及，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简·麦克贾克：前《独立报》（伦敦）记者。一直从事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地区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的报道。 更多 >